赵嘉翻了个白眼,但嘴角还是弯了起来。
客厅地板上的砚今还在啃摇铃,完全不懂大人世界的鸡血与脆弱。他打了个哈欠,小嘴一张一合,然后喷出了一口泡泡。
赵嘉低头亲了他一下:“你要记住,妈妈今天可是为你哭了的。”
周行砚站在后面,笑了。
“那你记住,爸爸为你妈投降了。”
阳光落在三人身上,铺出一地静好的日常。
窗外有风,终于有了个软着陆的家。
砚今五岁的时候,赵嘉重新申请了港大的JD项目。
那是最早就放弃的方向。
最开始她还是想去美国,但在周先生的强烈抗议下,最终选择了香港。毕竟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下,周夫人几乎不可能被组织批准长居海外。
曾有一段时间,某些理想不坚定的高干子女旅居外国已成默契,豪宅、学位、绿卡几乎是默认配置。但近年来,组织上逐渐意识到这种软性外逃带来的风险。审查趋严,备案制度细化,连出境天数都需如实申报。周先生算得清楚,哪怕只是陪孩子读书、养病、避暑,落在某些眼里也可能成了立场不稳的证据。
赵嘉没兴趣参与这些权衡,但她理解——那些背后的逻辑,不是她一个外人能评判的。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还读这个干嘛?”沉安在视频电话里皱着眉,“周太太再出去折腾这些干嘛?还不如留在北京照顾孩子。”
赵嘉没争,也没解释。
她只是点头:“我只是想完成我自己的轨迹。”
沉安:“那砚今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赵嘉语气温和:“他已经五岁了,他不是离不开我。”
赵嘉的办公室在中环律所一栋高层,窗外能看到维港对岸最繁华的灯火。
她每天早八点出门,晚上八点下班,白天是密集的研讨课、交叉案评、模拟庭审,还有几位教授的助研安排。周末她要在律所里审两到三个基金并购案例,港人效率高,沟通节奏紧,偶尔她也会喘不过气来。
可每次她坐下来打草稿备忘录,写下开头一行:“Client
overview:
structured
investment
of
cross-border…”——她就觉得,她又活回来了。
周行砚留在北京,常驻西长安街。
调度、会议、接待、处理对口事务,他是节奏精准的人。他每天七点半起床,十点会议,下午巡视,晚上看批件文件到凌晨。秘书换了三批,只因为跟不上他节奏。
他从没说过支持她,但她收到的那一张港岛西海岸公寓购房合同和三年期配套学区国际卡,就像沉默的标志——你去,我送你。
他只说过一句:“你只要确定方向,走就行。”
他们的模式成了“每周见一次”。
北京到香港——不算远,但也不近。
公务舱单程三小时,司机从中环到机场提车的时间跟他下飞机后接专车的时间卡得刚刚好。
他通常周五晚九点的航班落地,周日傍晚六点前必须飞回北京。哪怕只是见一面、吃顿饭、一起睡一觉,他也坚持每周一次。
那天晚上,她在中环上课结束,站在电梯口看见他。他穿着深灰衬衫,袖口挽起,两只行李箱整齐地落在脚边。他站在那里安静得像一块岩石,神色却是疲惫下掩不住的欣慰。
她走过去,还没开口,就被他拽进怀里。
“你瘦了。”
“你老了。”她反驳。
“我熬夜。”他捏她后颈,“你也是。”
“可我熬夜是为了自己。”她仰头看他,“你是为了别人。”
他没接话,只是牵起她的手,走向地下停车场。